干草
干草在线阅读 作者：宋学武
人若从小养成一种习惯，真是难以改变。我离开农村十多年了，直到现在，不仅乡音未改，而且非常顽固地保留着辽北农村的某些习惯。比如，我喜欢吃炖菜，茄子、土豆、酸菜、鱼、肉……只要能炖的，我都喜欢炖着吃。单说吃鱼吧，什么炸鱼、熏鱼、糖醋鱼、滑溜鱼，我都觉得淡而无味。倘若用清水炖，微火煨，佐以葱、姜、蒜、花椒、大料，熟时再投放一点香菜末，那滋味，绝了！而且，千滚豆腐万滚鱼，时间越长，肉儿越嫩，味儿越醇。再比如，我喜欢闻草的香味。
我和妻谈恋爱逛公园的时候，她总是在花坛间流连忘返，我却愿意躺在草坪上尽情地享用草的芳香。我总是固执地以为，花香不如草香。花香可以使人联想到雪花膏、花露水，给人一种油腻的感觉，而草香，却常常使我想到干活干累了，敞开衣襟，抖掉一身热汗，或者饿了，渴了，啃一穗青嫩的煮包谷，或者掬一捧清凌凌、凉丝丝的山泉；花香可以使人陶醉、疏懒，而草香可以使人神清气爽、奋发向上。
总之，每当我躺在酥软、厚密、繁茂的草地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这感觉，不亚于平原人见到高山，内陆人见到大海。这时，我总想情不自禁地喊两声，唱几句，然而又总是苦于无法表达。只好拔几根草茎，衔在嘴里，吸吮着草的鲜嫩的汁液，像嚼甘蔗一样。倘若是干草，那就更美了。灼热的太阳把草香全都榨出来，浓缩成浓重的苦艾味，然后，微风揉着湿润，再把它稀释、冲淡，沁人心脾，真有舒筋活血甚至净化灵魂之功效。特别是大雪封地的冬天，一切绿色的生命都停止了。如果扒开干草垛，一股熏人欲醉的香气扑面而来，你会发现草叶上仍然泛着淡淡的青绿，仿佛这是从绿的矿石里提炼出来的。这时，你不能不感到造化的伟大，生命的不朽……
不过，妻对我的这种习惯总是不大以为然。她甚至近乎讥诮地挖苦我说，这不过是一种农民习气。也难怪：在城里长大的她，怎么能理解我的这种对于草的特殊情感呢。
我和妻旅行结婚，刚刚游历过杭州、苏州、黄山、太湖，转了大半个中国，下了火车上汽车，马上就要回到我的辽北家乡了。我似乎已经感受到一股淡淡的乡土气息，仿佛闻到了家乡的炖菜和草香，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那块土地上。是急于向乡亲、伙伴们夸耀我的娇妻呢，还是急于向妻夸耀我的乡亲和伙伴，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可是，我突然发现，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在我们旅行之前，妈就托人写信再三叮嘱我：要和你媳妇事先说好，咱家穷，别嫌弃。即便嫌弃，也要忍耐几天，免得落人笑话。我知道，妈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据说，村里有个在外面做事的人，从城里领回个媳妇，只住了一个晚上便跑了，从此成了全村人的笑谈。
我的心于是也开始紧缩起来，妻倒不至于住一个晚上就往回跑，这我相信。但家乡毕竟没什么好玩的。它既没有北国荒原那种粗犷和广阔，也没有南方山水那种清秀和俊美。它甚至没山没水，只不过一岭黄沙，几撮泥房，几缕炊烟罢了。稀稀拉拉的几棵老榆树，歪歪斜斜地立在乡道边，不知何年何月留下来的，早已老朽不堪。倒是有一片柏树林，可惜长在一片坟地里。我们那地方的人都迷信，大人孩子都怕鬼、怕死人，除了清明节，绝对没有人到那里去。
惟独可以向妻炫耀的，就是门前那片大草甸子。那是我记忆中的一片草原。可是，草甸子几经沧桑，多次变迁，现在究竟什么样了，我已全然不知。临行前，我曾经问过草甸子的事，家里来信说，你回来就知道了。
是的，我就要回来了。我就要知道了。可是妻能感兴趣吗？我不妨先把我记忆中的草甸子讲给她听。
草甸子离我家只有一里之遥，不很大，宽不过五里，长也不过十五里。后来，我有幸到过呼伦贝尔大草原，草甸子和呼伦贝尔大草原比较起来，简直太小了，小得实在可怜。可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它却是那么辽远，那么空阔。我常常躺在深深的草丛中，吸吮着草的芳香，仰望着浮动变幻的白云，想象着远处天地相接的地方。草甸上星星点点的几只羊，在绿色的波涛里时隐时现，像白色的云朵，可惜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偶尔有一只兀鹰，静止不动地挂在天空，展开双翼，呆呆地注视着草地，仿佛随时准备猎取草丛中的青蛙或者田鼠；间或掠过云端的一群雁的叫声，不知道，在多么遥远的天际激起回响，给这恬淡、静谧的草甸子带来无限生机；有时，绿色的气浪把打瓜鸟子从密草深处托起，飘逸多姿地浮游在空中，一会儿在高处消失踪影，只剩一个小黑点在闪动，一会儿又翻转双翼，在阳光下一明一灭地辉耀着。看着这迷人的景象，我长久地冥思、幻想，几乎忘掉了少年的一切烦恼和苦闷。
中午或者晚上，常常看到一个光着膀子或者光着膀子披着蓑衣的老人在草甸子上巡视，那是看守草甸子的磕巴舅舅——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磕巴舅舅何以成为我的舅舅，也许很早很早以前，他和姥姥家有点沾亲带故吧。乡亲屯亲，两方世人也是亲。如果考察起来，农村自然村落之间，总能找到最初的血缘关系。磕巴舅舅斜挎一支火药枪，肩上扛着一把大扇刀，从没腰深的草中趟过去，惹动一群打瓜鸟子在他头上“呱呱”地叫。但从未听见他放过一枪，也从来没有见他伤害过草甸子上任何一个生灵。
经常和我一块去草甸子上玩的是小草和邻居家的大青哥。大青哥姓郑，大名郑国维。听这个名字很是有点气魄。我常想，如果大青哥当个副总理什么的，这名字大概也不算俗气吧。可惜他现在还是个农民。乡下人命苦，人穷，没文化，但在起名字上却是极有讲究的，什么国维、国栋、文举、鹏飞、殿军、英臣等等，用现代城里人的眼光，这些名字旧是旧了点，但在乡下，却寄托了庄稼人的无限希望和憧憬，对民族、对国家、对自己、对后代。小草只小我一岁，是磕巴舅舅的独生女儿，3岁上死了娘，父女俩相依为命，生活虽然不算清苦，但也不比别人富裕。她那窄溜溜的脸上，天生一对大而亮的眼睛，那形象，就像她的名字：瘦小而不羸弱，秀美而不轻浮。
我们三个极要好，常常结伴到草甸子上捉蚂蚱。
捉蚂蚱是很惬意的。中午和晚上最多。我们在绿绿的草地上奔跑，惊起一群群蚂蚱翻飞。但这东西很机灵，很敏捷，我们怎么也捉不到。有时为捉一只“扁担钩”（扁担钩：一种大蚂蚱，长腿、尖头，成扁担钩状。）或者螳螂，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追一程，它就飞一阵，我们停下来，它也停下来，好像故意引逗着我们。当我们真的认真起来穷追不舍的时候，那东西却展开银亮的翅膀远走高飞了。后来，磕巴舅舅告诉我们，捉蚂蚱得早上去。但早上露水太大，浓重的露水像银锈一样铺在草甸子上，我们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几条暗黑的、溪流一样的痕迹。鞋子、裤脚，以及全身被露水打湿了，湿透了，凉凉地贴在身上。我们却不在乎，因为那些蚂蚱比我们更狼狈。它们被露水打得呆头呆脑，伏在草叶上飞不起来。我们很快捉到许多，用草梗穿上，高高兴兴拿回家喂鸡去。我和大青哥不管谁捉到“扁担钩”，都要送给小草，小草小心翼翼地捏着它两条修长的大腿儿，一边抖动着一边念叨着：
“扁担扁担钩儿，你挑水，我馇粥。”
按家乡的习俗，挑水是丈夫的事，做饭是媳妇的事，就像中原地区的男耕女织一样。只不过我们那地方穷，男人无地可耕，女人也无布可织，挑水和馇粥最能代表夫妻之间的分工了。我和大青哥为此笑她、羞她，她却说：“你们有能耐，长大了别挑水呀！别娶媳妇呀！”磕巴舅舅听见了，总是笑着嗔怪道：“孩子家家的，真、真、真不知道害臊。”
磕巴舅舅说话不利索，断断续续的尽逗点儿，不到特别高兴或者特别愤怒的时候，他是轻易不肯开口讲话的。遇到生人或者着急的时候就越发磕巴得厉害，简直像唱歌。大人们常常拿他开心、取笑，孩子们也常常学他、乐他，他从来不生气，反倒觉得这很好，好像能给别人带来一点快乐。只是对那些没大没小的孩子，他才会笑骂道：“妈、妈巴子的，不学好，学、学磕巴！”天生一副好脾气。据说有一次，一个陌生人向他问路：“老、老乡，到县城怎、怎么走？”磕巴舅舅惊异地看着这个陌生人，就是不肯回答。陌生人有点火了，骂骂咧咧地走了。他才憋红了脸，十分认真地对过路旁观的乡亲说，“不是我、我、不告诉他，我是怕他说、说、说我学他。”磕巴舅舅脾气好，心也好。
别看磕巴舅舅嘴笨，手却巧。他会用草梗编织各种各样的草制品。什么花篮、器皿、草帽、蓑衣、蝈蝈笼，都会。而且选择各种颜色的草梗编成各种图案，什么花鸟、人物、山水、禽兽，都有。总之，男孩子玩的，女孩子戴的，大人们用的，屋里边摆设的，他都编。几乎家家都有他的“作品”。现在想来，这些草制品真不知道要比城里卖的好些工艺美术品强多少。
中午，天空没有一丝儿云，炽热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草甸像疲倦了的大海。鸟儿们大概都潜向草底纳凉、睡觉去了，只有不甘寂寞的蝈蝈此起彼伏的鸣唱。偶尔有一阵微风拂过，平静的草原即刻骚动起来，涌起一圈圈绿色的涟漪。不知道风从什么地方扯过一个云块，从太阳面前掠过，于是可以看到一片阴影在草地上奔驰。阴影过后，草甸子更绿了，太阳也更明亮了，就像刚刚用抹布擦过一样。
磕巴舅舅把蓑衣铺在一棵歪脖子老榆树的树阴下，远远地照看着，或者把那把大扇刀骑在胯下，“刷——刷——”地磨着，不时用指甲试试刀刃。刀头是新换的，好像还不那么锋利。长长的刀柄不知用了多少年了，手握的地方被汗水浸渍，让老茧磨擦，已经变细、发亮，呈着暗红色。他对草的长势一定很满意，从他那隐藏笑意的皱褶里和映着绿波的瞳仁里，看得出他爱这草甸子，爱这贫瘠的、熟悉的土地。只等一过立秋，便可以开镰割草了。当磕巴舅舅那浑浊的目光里透出一闪一闪的光亮时，我们就猜出他准在一心念叨着这码事。
这时，我和大青哥总是央求他编个蝈蝈笼子什么的，他马上会高兴地答应。我们到草地里精心采来各种颜色的草梗，放在他的身边。只见他那粗糙、僵硬、带茧的老手，动作非常敏捷、灵活，我们围在旁边等着、看着、学着。大青哥学得最快、最像，我和小草都不行，所以磕巴舅舅最喜欢大青哥。他常常逗我们，说等小草长大了，他要招大青哥当养老女婿，问大青哥愿意不，大青哥脸一红，不言语。但看得出，心里却很得意。我呢，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心里却怪别扭的。可是我发现，小草对我好，她常常把磕巴舅舅编得最好的蝈蝈笼偷偷拿给我，并且每次都神秘地告诉我：“千万别告诉大青哥啊！”我问：“为什么？”她脸一红，眼一嗔，嘴一撇，说：“大青哥自己会编呗！”于是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那时，我们都不过十二三岁。
一过立秋，挂锄了，草也成熟了，大家便开镰割草。那时候，哪有现在这套定额、包干、划片之类的规矩，磕巴舅舅一说开镰，人们都撂下田里的活，自家割自家的，能者多劳、劳者多得，完全凭自己的本事和力气。为了收获得更多，往往把女人、孩子都发动起来，草甸子上顿时沸腾起来。
男人们打草用大扇刀，妇女和孩子们用镰刀。扇刀把长、镰宽、刃利，刀和刀把成仰角，一抡就是一个扇面形，一会儿就是一大片。但扇刀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不仅凭力气，还得有技术。用不惯的人，往往高一刀、低一刀，不是将刀砍进泥土里，就是将刀飞起来，农民们称做“死刀”或者“飘刀”，死刀毁刀，飘刀毁草。刀从草的中间拦腰掠过，留下高高低低的草茬子，既糟塌草，不出活，也不利落、不雅观。用扇刀打草，有正打，有反合，反合更难。合不好，不仅经常出现“死刀”和“飘刀”，而且打不透，割不断，太阳一晒，草甸子上露出一缕一缕的青丝，会引起在行人的耻笑。
磕巴舅舅的刀法称得上全村第一。如果农民也实行八级工资制，磕巴舅舅该是当之无愧的八级工匠了。打坯垛墙，盘炉搭炕，样样在行。用扇刀打草，只见他光着膀子，赤着脚，脖子上搭个被汗水浸透已经变黑了的破毛巾，叉开双脚，正打反合，左右开弓，刀片贴着草根、地皮，“刷——刷——刷”，随着这悦耳的、有节奏的“刷刷”声，双脚一点一点向前挪动，挪动，赤脚踏着茬子，硬是踩出两条平行线，一趟一趟新打的草甸子，在他脚上延伸，延伸……像刚刚犁过的田垄。他那赤条条的脊背，由于长期被太阳烤炙，闪出紫蓝色的光，仿佛镀上了一层珐琅。我不知道为什么，最愿意看磕巴舅舅打草，最愿意听那悦耳的“刷刷”声。它仿佛给了我一种力量、快感和享受……
我、大青哥、小草这么大的一群孩子，这会儿便分别跑到自家的园子里，掰来几穗青嫩的包谷，削几根树签把包谷插在草地上，下边拢起一堆干草，点燃，火借风势，干草烧得噼噼剥剥地响，散发出浓重的苦艾味，就连烧熟了的包谷也染了这种草香。我们吃，大人们也吃，谁赶上了谁就吃，好像这些东西拿到草甸子上就不属于自家的了。那滋味，决不比城里人把面包、香肠、啤酒带到郊外进行野餐差多少。庄稼人苦是苦点儿，但庄稼人有庄稼人的乐趣。
“太美了，你是不是在作田园诗？！”妻显然高兴了，却有意用半信半疑的口气打断我。她大概被我的情绪所感染，或者是被草甸子迷人的景色所激动，脸上多云转晴，闪出动人的光。
“离家还远吗？草甸子还在吗？大青哥、磕巴舅舅现在在哪儿？对了，还有那个小草。”
我真不知怎么回答她好。因为草甸子实在太平凡了，磕巴舅舅、大青哥、小草也实在太平凡了。但，心灵在呼唤我，借着妻子的发问，于是，我将这平凡的草甸子以及草甸子上平凡的人物继续讲下去……
草打完了，草甸子裸露出赤条条的暗灰色的胸膛，光秃秃的，很萧条，很冷落，很疲乏，很难看，也很可怜。但仔细一看，这时的草甸子却显得越发平静、满足和坦然。好像它终于完成了一年一次给予人们微薄但却是无私的馈赠，现在需要休息一下了，准备着明年新的萌发、新的生长和新的馈赠。多少年来，草甸子就是这样默默地、温存地给人们进献着微薄的财富和欢乐。
然而，除了磕巴舅舅，却很少有人为草甸子操心。人们只记住了索取——放牧、打草、卖钱。我们那地方才烧的、吃的、用的，包括孩子们上学买几支铅笔或订几个本子的钱，都是草甸子提供的。可是一打完草，人们就把它遗忘了。特别是暴风雨袭来的时候，草甸子敞露着胸膛，孤零零地躺在那儿，默默地忍受着来自大自然的摧残，不抗争，也不呻吟。记得有一年夏天，不知道老天爷从哪儿调遣来那么多的云，聚拢在草甸子上空，翻滚着，汇合着，等到一切布置就练长空一闪，裂开一条缝，随着一声霹雳，大雨夹着冰雹，发泄似地倾注下来，随心所欲地抽打着正在拔节、抽穗的嫩草。大雨下了三天三夜，草叶子被撕裂了，剥落下来，砸在泥土里。只留下光秃秃的草茎没精打采地伸着躯干在风中瑟瑟颤抖。可是，没过几天，磕巴舅舅带我到草甸子上去，草甸子又是一片神奇的葱绿，磕巴舅舅弯腰割了一把草，轻轻摸在手里，我发现那草茎周围竟又生出许多新叶来。
……草晒干了，人们把它捆好，收回家。收草这活更忙，更累，全凭一副肩膀，而且常常是在晚上。收了工，大人们匆匆吃过晚饭，摸起绳子、扁担就走，女人，孩子们也都跟出来，或挑或背。黄昏中，月光下，只见一座座小山在缓缓地移动。无数次的挑，无数次的背，无数个小山终于变成一座座山峰一样的草垛，于是，家家的院子里都弥漫着干草的气息。那时我常想，站在草垛上，要是能够到天，摸着月，摘到星星就好了。磕巴舅舅是不会这么想的，因为他离不开土地，离不开这片和他相依为命的草甸子。
草收回来，我和大青哥、小草的兴趣，也从草甸子上转移到院子里。我们在干草堆上打滚、戏闹、捉迷藏，弄得干草唰啦啦直响，常常惹来大人们的吆喝声。可是磕巴舅舅从来不说我们。有时他也抱起一抱草扬在我们身上，然后等着看我们从草堆里钻出来，脖子上，裤裆里沾满了草屑，又笑又嚷……他也跟着哧哧地笑。
冬天，草卖掉了。但草的芳香还在。特别是和小草在一起玩的时候，我发现她身上总有那么一股淡淡的香味。起初，我不知道这草的香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还以为是女孩子家固有的气味。后来我问她，她咯咯一笑，从怀里掏出一个用五色布边儿精心缝制的花荷包，说：“我把草香都缝到这里了。”我越发莫名其妙，她越发笑个不停。最后，她告诉我，草甸子上有一种鸭舌草，叶子像鸭的舌头，草茎呈紫红色，青的时候，和普通草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可是晒干后特别香。姑娘们把鸭舌草的草籽或草梗搓碎，缝在荷包里，带在身上，一年四季都可以闻到草香。
“我怎么不知道？”我问。别看我在草甸子上长大的，真的不知道草甸子上还有这种宝贝，简直像草的精灵。
“你们野小子家家的，知道个啥？”小草说着，把荷包又揣回怀里，黑亮黑亮的眸子里流露出女孩子特有的骄矜。
“送给我吧.”我说。
小草的脸红了：“去去去，要人家女孩子的荷包，也不嫌臊得慌。”可虽然这么说，还是把荷包拿出，只是不立即给我，好像有点舍不得。
“要不，用两支铅笔换还不成？”
小草的脸又白了，拿在手里的荷包复又揣起来，把一根独辫一甩，走了。一连几天都不跟我玩。
过了许多年，我才明白，男孩子只有长大了，订亲了，才有资格接受这圣洁的礼物。那时，我还没有那个权力。何况，我还伤了小草的心。
“还是讲草甸子吧。”妻生动的脸上悄悄爬上了一抹不快的阴影。看来，她对荷包的事并不十分感兴趣。
汽车拐了个弯，开始爬坡。这儿原是一片沙丘，我和磕巴舅舅卖草时常常打这里经过。现在虽然是晚春，沙丘上疏疏落落地缀满了野花，但还是不免有些荒凉。可是公路两旁却新栽了两行白杨树，都碗口那么粗了。汽车像得了哮喘，“啵啵啵”地喘着粗气，同车的旅客在这单调的“啵啵”声中已经昏昏欲睡了，只有我这从远方归来的游子异常兴奋。
“后来呢？你也打过草吗？你也会使用大扇刀吗？”妻问，她大概觉得，我若没打过草，若不会使用大扇刀，无论如何也是个不小的遗憾。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到了我和大青哥也会用扇刀打草的时候，草甸子荒芜了。
不知道是人们终于不满足草甸子那些微薄的馈赠呢，还是草甸子突然不满意人们对它的苛刻要求。那年秋天打完草，一支疲惫的队伍开到草甸子上，翻地造田，打埂挖渠，尽管草甸子的根须盘根错节，密密团团，紧紧地和土地扭结在一起，但还是被翻到外面。雨水一冲，白花花的，太阳一晒，灰秃秃的，整个草甸子呈现着狰狞、丑陋的面孔。善良的人们原以为，这样一来，一草甸子碧草会奇迹般地变成一畦畦稻田，结果由于缺乏水源，第二年不仅颗粒无收，连草也不长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丛丛马莲，一片片盐碱。这是人们对大自然的戏谑和摧残，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和报复。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年月，庄稼人、草甸子，都不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草甸子荒凉了，人们不屑一顾了，孩子们也不到草甸子上去玩了。只有磕巴舅舅仍光着膀子，背上那支油光闪亮的火药枪，时不时在草甸子转悠，这儿查查，那儿看看，好像寻找什么，但终于什么也没找到，好像期待着什么，但又实在没什么可期待的。就连打瓜鸟子也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剩下一片秃了顶的草甸子和一个孤独的老人，他还是喜欢坐在那棵歪脖子老榆树下，自然还要磨他那把大扇刀。其实，他也知道大扇刀没什么用场了，只是不让它锈蚀罢了，他那瞳仁里的绿波干枯了，眼角处的笑意消失了，隐约着淡淡的惆怅。或者停下来，呆呆地望着草甸子黯然神伤，不住地叹息：“妈、妈巴子的，尽他妈瞎、瞎、瞎胡闹。”他仿佛忘记了自己说话的艰难，常常自言自语地骂，什么“缺德”、“造孽”等等，也不知道他在骂谁。
紧接着，就是连续几个荒年。先是“瓜叶代”，然后是“增量法”。那几年，我们那地方平均每人每天三两毛粉，如果作窝头，一天也吃不到一个，于是人们发明一种“增量法”：用水把面粉搅成糊状，煮熟后倒在盘子里冷却，像做皮冻一样。但是，不管“代”也好，“增”也好，大人孩子自然填不饱肚皮。于是人们不得不求救于秫秸、包谷皮。可是这东西又实在太硬了，碾不碎也煮不烂，人的胃肠毕竟还赶不上牛马。有一次，磕巴舅舅叫上我和大青哥，到草甸子上扫硷土。
“这东西也能吃？”我懵懵懂懂地问。因那时候，人们不管干什么都是为了活命。
“……”磕巴舅舅阴沉着脸，不回答。
那正是大地返浆的季节。硷卤从泥土里返润上来，被春风一抽，先是白花花的一片，然后越积越厚，在地皮上结成暗红色的硷痂，最后终于形成晶状的硷花。红的、白的、白里透红的，一片连着一片，远远看去，草甸子像铺了一张偌大的虎皮。磕巴舅舅把硷花扫在一起，我和大青哥把它装进面袋，扛回家。但我们始终不明白这些硷土究竟有什么用处，或许真的能吃吧？只见磕巴舅舅把硷土倒进锅里，用清水搅拌、溶解、沉淀后，又把暗红色的硷水舀出来，放到阴凉通风处冷却、凝结。第二天便在锅底上生出一层寸把长的冰凌一样的硷芽。把硷芽溶解，煎熬，再冷却，再凝结，反复多次，硷芽一次一次增多，加厚，终于熬出一个硷坨坨。这时我才明白，有了这些土硷，秫秸、包谷皮，甚至更坚硬的榆树皮也能煮烂、捣碎、榨出淀粉来。这对于在饥饿中挣扎的人们，简直是一项重大发明，每当我嚼有苦涩的、用淀粉做成的食品的时候，都仿佛闻到了那股淡淡的草香。啊，草甸子又用自己最后的奶汁默默地哺育了这里善良的和并不善良的所有的村民们。
可是，慢慢的，磕巴舅舅却不行了。他那多皱的眼睑拉平了，手、脚，以至全身都开始肿大，皮肤绷得紧紧的，浮着明溜溜的水光。一看就知道这是当时流行的水肿病。那年月，村上得这种病的人很多，人们和他自己都没当回事。他仍然迈着沉重的步伐，一趟一趟地往返于草甸子上，帮村里那些太老的、太小的和病得爬不起身的人们去扫那救命的硷土。
有一天晚上，天下着瓢泼大雨。小草急匆匆跑来敲我家的门，问我看见他爹没有。小草说，磕巴舅舅已经整整一天没回家吃饭了。
我突然想起来，上午我去草甸子扫硷土时，看见磕巴舅舅在那儿扫，他也许是太累了，蹲在地上，从怀里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块淀粉面做的窝窝头来，正要放进嘴里，看见了我。他让我吃，我不好意思接，他执意塞给我，然后急急忙忙离开……一想到这儿，我慌了，急忙到隔壁叫醒了大青哥，大青哥又招呼出几个大人，我们分头到草甸子去找。
雨越下越大。雨墙斜射着，施着淫威，猛烈地抽打着草甸子。深深的黑夜笼罩在草甸子上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树上、草中，发出枝叶的断裂声。我们在草甸子上四处呼喊，可是没人应声。我们到扫硷土的地方，到歪脖子老榆树下，凡是磕巴舅舅可能到的地方，我们都找遍了。小草不住地抽泣着，我和大青哥不知该怎么劝她才好。我们知道，此刻，任何劝慰都是多余的。
直到第二天中午，一个扫硷土的人发现一把笤帚丢在草丛中，接着又发现一袋满满的硷土。大家赶紧叫来小草，认出那笤帚正是磕巴舅舅用的。我们领着小草寻迹找去，在一处很远很远的地方，发现磕巴舅舅静静地躺在草甸子上。这儿是一片洼地，洼地向阳的一面，草长得高一些、密一些，在整个荒凉的草甸子上那么显眼，像荒漠里的一块绿洲，雨后的太阳一晒，蒸熏出淡薄的香味，可是谁也想不出磕巴舅舅为什么会躺在这里，他的浮肿的脸已经干瘪了，脸上盖着一把草，像是用手捋下来的，已经被太阳晒干了。磕巴舅舅头顶的方向不远处，有一片小小的麦田，从他躺的位置和方向上，人们判断出，他是奔麦田去的……
磕巴舅舅就这样死了，默默无闻地死了。每当我想起他的死，心里就一阵阵发痛。我常常想，如果我不吃掉那块淀粉做的窝窝头，如果他再往前爬上几步，哪怕是搓几把麦粒，也不会……
那几年，不管谁家死了人，也做不起一口棺材，都是用芦席或者麻袋片一卷，埋了。但对磕巴舅舅，人们似乎觉得不过意。有的说，这老头看了一辈子草甸子，应当用草卷了才是，有的从他临死前往脸上盖把干草做出了种种神秘的、近乎荒诞的判断，有的说他分明是死也舍不得离开草甸子，有的说那草根本不是他自已盖的，而是草神显圣（据说磕巴舅舅生前供奉过草神，不过从来没人亲眼见过）。不管有多少猜测，为磕巴舅舅打个草帘子的愿望却是一致的。可那时，连一把干净的干草都找不到了，人们正在搓着手拿不出办法的时候，大青哥不知从哪抱来一抱干草。于是人们突然醒悟过来，纷纷跑回家，从炕席底下，从房梁上头，把早年留下的零散的干草抽出来，凑起来，很快打了一个草帘子。女人们又在墓坑里为他絮了一个厚厚的软软的草褥子，把磕巴舅舅埋在了那棵歪脖子老榆树下。
妻的眼圈湿了，赶紧扭过头，默默地望着车窗外，望着远方看不见的地方。她游像等待我接着讲下去，又好像不希望我讲下去。看得出，她的内心终于被搅动了，感情的波澜急剧地起伏着。良久，她才转过头问：“后来，小草怎么样了？”
后来，妈把小草接到了我家。
小草好像突然长大了，少女的天真从此在她的脸上消失了。黑亮的眼睛老是有一种忧郁凄楚的目光。就在那年，她主动辍学了，整天就知道默默干活，捋草籽、掏野菜、扫硷土，虽然她还算不上一个劳动力，但实际上一年的收入决不比大人少。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报答妈的收养之恩。可实际上，我倒应当感谢她，没有小草，我也就得辍学回家干活了，包括我读书的费用，说起来都是小草提供的。但是大青哥却很少到我家来玩了，是因为我们都大了，个人都有个人该干的活；还是因为有小草在，我弄不清楚。
第二年，我便到县城读书去了。临走，小草把我的被褥都拆洗了。到学校后；我盖着新浆洗的被褥，突然闻到一股浓重的草香。原来，我的枕头里全被小草填上了鸭舌草。我从初中到高中，从县城到省城，那草香总是伴随着我，清爽极了。每当我躺到枕头上，心里就产生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情绪。像一只形影朦胧的飞鸟，一团变幻不定的流云，一条涓涓流淌的心的潜河，始终把我和草甸子联结在一起。可是，开始我一直不明白，草甸子已经荒芜多年了，鸭舌草也早已绝迹了，小草从哪儿搞来这么多呢？居然装了一枕头！后来，我才知道，小草把她荷包里的草籽，偷偷撒在我家园子的角落里，致使鸭舌草得以延续和繁殖。直到现在，家乡的女孩子们都种鸭舌草，都用鸭舌草做荷包、装枕头，刻意美化着自己。
可是，等这些女孩子们长大了，却都纷纷逃离了这个穷窝，逃离了这个草甸子，各自寻找各自的归宿去了。这下可苦了小伙子们。他们在当地找不到对象，娶不上媳妇，外乡姑娘一看这几撮泥房，这片荒凉的草甸子以及那些干草垒成的篱笆，就心灰意冷了。谁愿意往这个穷草窝里跳呢？
然而，人类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维护一种平衡，就像自然界的那种生态平衡一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谁先带的头，小伙子们把扫硷土挣来的钱带上，纷纷到山东领媳妇去了。我不知道山东姑娘怎么那么好领，据说那地方更穷，几百块钱就能领一个满不错的姑娘。而且山东姑娘大都能干、贤惠、孝顺。只是大青哥执意不肯。有人说他没钱，有人说他胆小不敢出远门儿，但也有人说他早就看上了小草，而且两人早已私定终身。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小草还是嫁给了三十里以外的一个民办教师。小草出嫁后，大青哥曾也去过山东一次，不过没领人。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看了几个都没中。但也有人说他太老实，不会撒谎（据说去山东领媳妇得吹嘘自已家乡如何如何富，有什么东北“三大宝”啦等等，否则人家不会跟你来的），还有人说他实际上看中一个姑娘，只是要往回领的时候，那姑娘又哭又闹，舍不得离开父母，他心一软，把钱留给人家，自己空着手回来了。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更可靠一些，总之，他闹个人财两空，回来时连盘缠都不够了，从沈阳一直步行回的家。
前年冬天，我回家探亲。一到家便去找大青哥。可惜大青哥不在家。据说他又攒足了钱去山东了。我决定等他回来。
没事的时候，我就到草甸子上转转。草甸子上白茫茫的一片积雪。我踏着积雪，寻找当年的足迹，寻找童年时期失落在草甸子上的绿色的梦，但一切都变得虚幻而模糊了。当我用双手扒开脚上的积雪，意外地发现雪下铺着一层薄薄的枯萎了的草叶子，枯草的根部还泛着鲜嫩的青绿。我的心顿时充满了希望和活力，因为这表明草甸子还活着，为自己的生存而抗争着……
几天以后，大青哥回来了。这回还真的领回一个姑娘！
“怎么样，这回该满意了吧？”我逗他，从里替他高兴。
“人倒老实。”大青哥憨厚地一笑，“不过……”“不过”什么？他没往下说，只是凄楚地向草甸子一瞥，我猜想，他一定想起了小草。
大青哥结婚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了那个姑娘。比起小草的长相来，几乎是不相上下的。大青哥坐在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看不出他到底是在掩饰欢愉，还是在掩饰遗憾。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翻出了一个五色布边儿缝制的荷包，慢慢地戴在新娘身上。我断定，那一定是小草留下来的。几天后人们还发现，大青哥在院子磨起刀来，“嚓——嚓——嚓”的磨刀声在夜空显得那么有力、深邃、悠远。而那正是磕巴舅留下的那把大扇刀，谁也不知道这把大扇刀怎么落在他的手里，这么多年了，他竟一直保留着……
“我敢打赌，现在草甸子上一定长出了一片新草！”妻又高兴起来，以致于车子猛烈颠簸几下她都没介意，脸上闪着近乎童稚的神气。
“也许是吧。”我不那么肯定地说。因为我担心那片几经沧桑的草甸子会真的泯灭我那满腔的热望和神圣的记忆。不过，听家里来信的口气——“你回来就知道了。”我想一定是的，一定是妻所盼望见到的样子。可是妻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口气，她说：“我们在家多住几天行吗？我们也去采点鸭舌草，我们也用鸭舌草装一对枕头……”好像那碧波荡漾的草甸子已经展现在她眼前了似的。我能说什么呢？但愿如此吧。